西湖娱乐城- 西湖娱乐城官方网站- APP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优势与发展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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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融合，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面对全球科技创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将高等教育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并在国家战略中对其进行优先布局，加强前沿新兴领域人才储备，抓住重大科技创新关键环节，深化产学研融合。在此背景之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并凭借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跨学科的整合能力、科教融汇的使命导向，逐步突破传统办学范式，日益成为连接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关键枢纽。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视角，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系统梳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与发展优势，探讨其通过开放式创新激活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创新动能的具体实践路径。

　　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开始，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进入探索起步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显著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陆续成立，新型研究型大学初现雏形。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正式成立，在改革开放先行地深圳迈出探索建设创新型大学的步伐。南方科技大学以“小而精”“国际化”为特色，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实验载体，率先开展诸多创新实践。2013年正式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则依托上海张江科学城，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探索和创新，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向高端制造与数字经济转型。这一时期，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主要由少数先行者进行理念和制度突破，重点围绕体制机制改革和学科布局调整进行局部突围，虽尚未明确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称并形成规模效应，但已经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并为后续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示范引领作用。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工作，这深刻重塑了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和创新生态，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一流”建设通过确立绩效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引导建设高校在不同学科领域追求卓越，实现特色发展。这一动态竞争机制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制度空间、资源保障和明确目标，有效回应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为何建”“如何被认可”“资源从哪来”等核心问题。同时，“双一流”建设作为衡量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引擎，部分经济发达但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投入资源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湖大学，其由顶尖科学家发起，以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作为举办方和捐赠基金筹资主体，开创了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先河，标志着组织形态的多元化突破，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杰出典范。这一时期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基本形成了“政策引导—地方响应—社会参与”的协同创新网络，充分凸显了政策杠杆效应。

　　2020年，习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同时，随着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成功入选第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并在学科评估、科研成果等方面展现出强劲影响力，进一步证明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路径的可行性。在此形势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这一时期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核心特征是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的系统集成，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成为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载体。

　　开放式创新理论是由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在其代表性著作《开放式创新》中首次提出，他将“开放式创新”定义为一种全新的实践范式，要求企业充分利用内外部创新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3]。他认为，20世纪的典型创新模式是“封闭式创新”，即创新属于企业内部的事务，企业通过雇佣最好的员工进行创新，而较少考虑外部的供应商、消费者的创新需求[4]，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开始转向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核心并非单一的资源获取策略，而是依托从内到外的变革实现创新效能跃升的系统性范式，具体包括内部能力、外部结构与环境支撑三个维度：组织内部的创新基因是能力基础，决定组织吸收利用外部资源的质效；组织外部的创新网络是结构载体，打通知识双向流动的通道；组织包容的创新文化是支撑保障，消解开放模式运行中的观念壁垒与风险顾虑。这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动态促进，共同构成了开放式创新的核心解释框架。

　　第一，内部创新能力强大。开放式创新理论明确将组织内部创新能力作为开放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聚焦发展目标、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成果转化三大内生能力建设，夯实开放式创新的内部基础。一是以创新发展锚定目标。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聚焦国家战略发展前沿领域、响应产业变革需求。例如，西湖大学仅设立理、工、医、生命科学四个二级学院，并优先打造由施一公、陈十一等科学家领衔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平台、先进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等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高精尖平台，突出学校特色[5]。二是以机制创新支撑运行。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为其适配开放式创新需求提供了关键支撑。三是以成果转化联通内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机制上通过自主知识产权运营、技术授权、初创企业孵化等多种路径释放学术价值。例如，上海科技大学通过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学科建设重点的创业与管理学院、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构建了学院加机构组成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推动全校科技成果转化[6]。

　　第二，外部创新协作网络畅通。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其开放的制度设计与跨学科组织模式，天然契合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内在要求，通过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多元协作机制，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的动态配置与高效流转，这一资源整合能力使其成为开放式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连接者。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在人才资源上遵循放眼全球“引才”，不拘一格“用才”，搭建平台“育才”，用心用情“留才”的原则[7]，通过构建涵盖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支持与服务保障的全方位举措，形成了一支结构优良、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团队；上海科技大学在技术资源上实现共建共享，与溢达集团共建“上海科技大学—溢达集团联合实验室”[8]，发挥人才培养及学科研究的独特优势，将传统制造企业在转型发展中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需求与学校科研团队研发结合起来。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通常担任创新联盟的发起者或核心节点，整合多方资金、设备与数据资源，提高重大创新任务的承担能力和资源运筹效率。

　　第三，创新文化环境成型。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构建鼓励探索、包容失败、促进交叉、面向应用的文化体系，为创新生态提供深层支撑。一是倡导“敢为天下先”的探索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注重培育高风险高回报的科研文化，鼓励学者挑战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瓶颈。二是塑造“无界融合”的交叉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和机构边界，积极推动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形成开放、协作、共享的组织氛围。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例，该校系统推进学科交叉，设立“枢纽+学域”的创新组织架构，组建社会、功能、信息与系统四大枢纽，每个枢纽均连接多个学科领域，并下设若干无严格学科边界的“学域”。这些“学域”随现实问题演变动态调整，聚焦新兴领域研究方向，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提供集成攻关的载体[9]。三是树立“创新为用”的应用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学术价值的现实转化嵌入组织文化内核，以解决区域发展需求和产业核心技术问题为使命。

　　一方面，要在招生源头上更好选拔出创新潜质者。遴选出“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是开放式创新基因培育的基本前提，学生是否具备问题发现意识、跨领域协作能力以及知识迁移素养，直接决定了后续创新活动中知识转化的效率与质量。对于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可尝试将学生创新潜质考察嵌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现从结果筛选到过程评估的转型。未来也可考虑增设“跨学科问题解决工作坊”“科创项目复盘答辩”等动态环节，重点评估学生在真实任务中展现的批判性思维与知识整合能力。

　　另一方面，要在课程体系、评价机制上进一步高扬创新导向。我国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课程设计上都遵循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复合思维能力，但不少大学课程整体还是更偏向于理论推演或实验室研究，还要进一步加强现实问题导向的课程设置。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工程师的挑战”课程，主要是通过让学生参与非洲太阳能供水系统设计等线]，培养其跨文化协作与系统思维能力。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可因地制宜，尝试构建“国际问题库+本土实践基地”的联动平台。此外，还要更加深入地推动评价机制转型。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遵循创新成果不可替代的评价原则，把评价标准从数量转向质量。例如，西湖大学明确不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前置条件，着重审查学术成果的创新性[11]。今后应进一步突破论文导向的评价窠臼，建立多维创新绩效评估模型，将项目迭代记录、专利转化率、解决复杂实际问题能力等纳入考核指标，并引入产业导师参与毕业答辩，建立“学术共同体+产业共同体”的双重评价机制。

　　一方面，应完善“学界—业界”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新型研究型大学要进一步突破传统人事制度的约束，建立灵活多元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可借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双聘教授”制度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学术企业家”岗位设置，尝试实施“引企入教”与“教授入企”双轮驱动：既通过与龙头企业合作设立联合教席，将企业顶尖研发人员直接聘为大学正式教授，并鼓励校内教师带着研究问题定期深入企业一线“取经”，将一定的工作时间用于创办衍生企业或担任企业技术顾问。此外，为推动这一机制的稳定运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出台相关制度准则予以保障，如建立类似“学术—产业时间账户”的量化管理机制，明确教师在校企间的角色边界与权益分配规则，既打破人事壁垒又防范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应更有组织地推行科教融汇人才培养项目。以人才培养作为连接纽带，架起校企间深度互动的桥梁。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红鸟硕士项目已展现出良好的示范效应，该项目通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学术导师、企业导师与创业导师协同的“三师制”指导模式，将高校的学术资源、企业的市场资源和创业孵化机构的实践资源进行有效整合[12]，促进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流动与技术对接，形成了协同创新的网络雏形。这一多元导师协同机制通过校企间的深度互动促进知识溢出与技术转移，加速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三师制”指导模式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今后可尝试将其进行规模化推广，从硕士阶段的点状实践，升级为覆盖本硕博全学段的系统性工程。在这方面，斯坦福大学的“Bio-X计划”颇具参考意义，该项目将生物学、医学、工程学等专业的学生纳入校企联合课题，学生在企业研发中心完成实践环节，成果直接转化为专利申请或初创公司技术基础[13]。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可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并改造此类模式，如在本科阶段设立“微硕士”联合培养方向，推动跨学科课程模块与企业真实项目结合；在博士阶段设立“产业博士班”，围绕企业创新需求开展高水平研发实践，形成贯穿本硕博的全链条产教融合体系。

　　一方面，锚定核心价值，筑牢创新文化根基。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共识性的价值体系，新型研究型大学须先回应为何存在、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行动准则。这一过程需确立“育人—科研—社会”的三维核心使命框架：在育人层面，强调真实问题导向与跨学科素养，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与全球协作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超越传统学术精英的培养范式；在科研层面，摒弃论文导向的跟风式研究，转向需求导向的原始创新，以解决人类社会重大挑战作为科研最高价值追求；在社会层面，主动融入区域创新网络，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对接产业集群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开放”应成为其文化基因的核心，具体体现在打破学科界限、鼓励人员流动、推动知识开源共享等方面。同时，应建立容错机制，明确将探索性失败视为创新过程中的宝贵资源；要真正确立学生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构建师生平等、共治共享的学习共同体。

　　另一方面，落地实践载体，激发创新文化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融入师生日常行动，只有将开放式创新从制度要求转变成行为习惯，文化才能真正焕发活力。在这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大学，还要以产业协同践行开放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联合企业、科研院所成立“创新联合体”，围绕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整合高校基础研究、企业需求与中试能力、政府政策支持，使师生在协同攻关中真正理解开放协作的价值。此外，还要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营造创新氛围。在校园活动中，应将创新从科研领域延伸到生活场景。如举办“创新失败分享会”，邀请科研团队、企业负责人分享失败案例与经验启示，并在校内媒体开设“容错先锋”专栏，展示本校或全球顶尖学者的标志性失败案例，并设立“国际开放周”，邀请海外高校师生入驻开展联合科研与课程共建，推动全球协作落地为校园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