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娱乐城《北上》：以文学的方式与大运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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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拜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作为翻译，谢平遥陪同小波罗沿着运河走访，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为顺利走完全程，他们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2014年，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然而，当立意要把自小熟悉的运河当作写作对象时，徐则臣发现，对于运河他其实并不算真正了解。他熟悉当下的运河深浅、两岸宽窄，但对于运河的改道、地形地貌的形成，还有两岸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为了《北上》的写作，徐则臣决定走一遍大运河，用“显微镜”仔仔细细地看一遍，了解那里的植被、河道与水质。为了还原运河城市大到街道的历史面貌、小到人们的传统穿着，他逐一考证这些历史细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表示，为了描摹1900年代的老相机，还把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

　　从实地考察、翻阅史籍，到落笔成书，徐则臣花了四年时间。对这部跨越百年的运河著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则臣研究中心主任郝敬波用“底蕴丰富，气象宏阔”来评价，他告诉记者，《北上》并非凭空而来，在写作《北上》之前，徐则臣已经有过多年操练。“到世界去”的主题和“北上”的历史叙事，在徐则臣的“花街”和“京漂”系列小说中曾出现过，《北上》这部小说是在此前基础上，用更自由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思考与认知。这是一部以大运河的悠久历史为中心辐射到百年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史诗般的长篇力作，“作品在结构安排、情节推进、场景描写上，没有丝毫滞缓、繁冗之处，他用简洁的文学手法写出丰赡的意涵，正如毕飞宇所说，《北上》用三十万字写出了一百万字的容量”。

　　大运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半部文学史都发生在运河边上。四大名著跟运河都有关系，《三言二拍》《金瓶梅》，甚至《聊斋志异》都跟运河有关。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一些作家写过大运河，并形成各具特色的运河叙事。如刘绍棠的运河系列作品《运河的桨声》《金色的运河》《蒲柳人家》，建构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刘绍棠由此被称为“大运河之子”；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也是以大运河作背景，如散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这些流光溢彩的文学作品参与构建了运河文学，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书写模式。

　　“刘绍棠的运河系列小说是后辈作家难以逾越的高峰。在当下怎样写运河才可能有一些新的突破，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蒋林欣认为徐则臣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是对河流叙事的一次成功拓展，“他走出了刘绍棠等作家的运河写作模式，也走出了自己二十年来的运河写作模式，为运河文学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是当下河流叙事的转折与突破”，对于运河文学、河流文学以及徐则臣的文学创作历程来说，《北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外，近些年徐则臣在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代转化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努力。在去年的一次讲座中，徐则臣披露，他正在做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与蒲松龄《聊斋》的对比研究。《佩德罗·巴拉莫》的主角胡安·普雷西亚多能在阴阳两界自由穿梭，《聊斋》里也有很多人物在阴阳两界穿梭，“我觉得蒲松龄写得比胡安·鲁尔福好，而蒲松龄比鲁尔福早了三四百年。”在徐则臣看来，我们传统文学中的确蕴藏着一个对现代写作极有助益的富矿。“一个作家需要重新回头，去发掘和转化我们传统文学的一些叙事资源”。